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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就“告別議案”發言 2004年7月10日 主席女士， 自從我說過不再參選後，有些同事私下表示很羨慕我，因為我無須進行選舉的工作，傳媒朋友亦多次問我，為什麼不參選，因為常常回答這些問題，以為今天已沒有甚麼好說了，但傳媒朋友說，不如你“激”一點，“爆下料”吧。我有一個優點，就是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知己者才是明」。“爆”人的話，倒不如“爆”自己的瘀事好了。 進入政圈13年，知道自己做事有時候未必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來做，唯一真正可以自己作決定的，就是在何時及在甚麼情況下離開這個政圈。當時，我想到有3個選擇，第一，是很轟烈地豁出去，像李鵬飛般，一嘗參加直選那種滋味；第二，是很有尊嚴、很有道義地，好像梁智鴻般下台（可惜他請辭得慢了 – 否則，我也有衝動跟他一齊宣佈請辭，可惜我已早說過了 – 所以想跟也跟不到）；第三，是靜悄悄地，「來時清風兩袖，去時也不帶走一片雲彩」。 登上政治舞台，知道這是一個戲劇人生，我曾經覺得自己是一種很穩重、堅定和專業的角色，但其實只能做一個甘草演員，我實在有點不大滿意。我亦曾嘗試做一個政治明星，努力塑造形象，突破自我，但最後亦不很成功。我現在知道心平氣和，開心快樂地做回自己，才是真正的命中註定。 我嘗試模仿過很多議員，（不過，請大家不要太認真，當作廢語聽聽就好了，請大家不要見笑）第一個是張文光議員，最初覺得張文光議員口才了得，出口成文，說過的話，第二天就成為新聞，我覺得他沒有甚麼了不起，討論教育問題人人都懂得，於是我又討論一下。我當時提及書包很重，寓意教育制度給學生的壓力，但說了之後，功力就很見不足，只是東施效顰，當年報章便批評這個是最無聊的問題，但張文光議員年年都說這個問題，年年都繼續見報，所以我知道模仿他是很不容易的。 我亦曾模仿楊森議員和許賢發議員，他們討論社會福利。我亦擔任過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當時的熱門問題是“包二奶”，我覺得李華明議員、鄭家富議員等作為“師奶殺手”，也顯得頗為開心及很有型，於是說出事實婚姻這一點，指“包二奶”和「重婚」不外乎一紙婚書的分別，當天晚上便給晚報“轟”了，雖然得到不少婦女的支持，但卻給文化界追打得百辭莫辯，有理說不清，我連“師奶殺手”都不敢做了。 我亦覺得李柱銘議員、黃宏發議員及“華叔”等談論政治威風八面，於是我嘗試找一些政治議題討論一下。當時李鵬飛議員及楊孝華議員一起去做“九四方案”，但大家也知道，結果是慘痛收場，終於“水浸立法會”。 本來眼淚也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政治武器，但哭要視乎有沒有功力，哭得是否感人，我做不到劉千石議員那樣，一哭就激起千重浪，夏佳理議員一哭就成為人民英雄，鄧蓮如議員為香港前途而哭，梁劉柔芬議員、麥國風議員、陳國強議員昨天為我們的SARS英雄而悲哀，而我只像是一個沒有政治智慧的“喊包”。 最高明的一次是與英明神武的早餐派議員一起“砌”房屋政策及地產政策，我們當時找到這個好議題，針對當時的“八萬五”政策，主張停建居屋，我們合作發信給房屋局局長，以為有一個好話題了，誰知局長太快投降，立即改變所有政府政策，“八萬五”政策沒有了，居屋又停建，我新找到的直選議題便立即消失了，因為無法說下去了。 至於涂謹申議員，（由於劉健儀議員說得慢了一點，我不知道還有一個叫“數皇”的名號）但我也做了14年的ICAC，警監會做了8年，以為說一下保安也可以，那麼多男子漢都聽他說話。本來有一條關於警監會的法案是由我提出，誰知道現在也來不及提出，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我說了那些自己曾經嘗試但不成功的事後，也說一說自己曾經想過自己還有哪些其他條件。 主席女士，很多議員也具備參加直選的條件，主席女士，我認為你便是其中一位，你坐在主席的寶座上，非常淡定，有威嚴，而我連坐也坐不定(你知道我是整天進出會議廳的)，加上你有很好的氣質，你一走下寶座之後，便帶著很親民的笑容，這亦是我自問做不到的。 田北俊議員是一個很cool的議員，有大量的磁力，我不是埋怨他一接近記者房便把記者吸引著，而是他能夠將七黨一派一線，都可以黏在一起，以這種特異功能，黏選票相信亦非難事。 朱幼麟議員上天下海，十八般武藝，無所不能，那麼多姿多采的選舉花式，我自嘆不如。 周梁淑怡議員除了是政壇大姐外，一句“今天這樣的服務態度還不夠好”，已經盡在不言中，人人記得。 黃宏發議員天馬行空的思維，辯論時聽似無招，心中有招，通常以出人意表的角度分析問題，我只配做他的學生。 曾鈺成議員、李柱銘議員、余若薇議員、吳靄儀議員、劉江華議員都很有辯才，思路分明，寸土必爭，這些辯才令人佩服，我對他們是無言以對。 劉慧卿議員除了勤力盡責及“溫柔”之外，還有很硬的腰骨，這都是我做不到的，特別是她和鄭家富議員一齊“瞓街”的時候。 陳智思議員，是無敵年輕，亦如馬英九般英俊，這些條件我同樣是沒有的。總之，我寫不了那麼多人，也說不了那麼多個，但各人具備不同的直選條件，各自精彩。我唯一可以說的是，在做回金融、財經、稅務、賬目審計時，才感覺到可挽回一點尊嚴，這點我與劉健儀議員是比較相似的，不但一講到「業界」就倍感親切，特別是我們連關心自己孩子時的緊張程度都是一樣。 談命運，英文有一句「Only if I was」（假如我是），假如我是有其他同僚般大好的條件，今日行的路就未必一樣。但行了13年從政的路，才知自已終究不是好的政治材料，彎了一個大圈後找回了真正的自己，沒有迷失方向，更是過了很豐足的13年，交了很多肝膽相照、志同道合的朋友，總是件幸運的事，到此我有甚麼不開心的事都已可以放得下完全忘記了。 我記得的只是在那段「尋夢」的過程中，也曾沈澱於彩虹中，最後帶走了一船星輝般的回憶。今天，我能夠劃上一個美麗的句號，再次輕裝上路，祝願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清楚的方向，達到想去的目的地，到本年10月您們再回來這裏時，希望大家都知道，在外面的市民之中，多了一位是特別關心大家、又很有興趣看着大家如何為香港前途而奮鬥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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