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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議案的辯論發言 主席女士：沒有人“遞紙仔”要求我發言，但我看見石禮謙議員舉手發言，又知道他在樓上喝了數杯酒，我便有點擔心，所以才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不過，聽了他的發言後，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說法，認為他說得頭頭是道。 既然我已舉了手，也想說幾句話。很多同事引用了《基本法》，李柱銘議員亦都作出了回應。但是，引用《基本法》的始作俑者是我，陳偉業議員或許還記起，他一提出了這項議案之後，翌日，我便回應說，不依照《基本法》第73條和第52條，作為立法會議員來說，似乎是捨了正途而不用。我當時說，用了“走後門”的方式。我同意李柱銘議員所說的，這個動議案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因為即使我不相信李柱銘議員，我都相信主席，主席絕對是不會容許一項違反《基本法》的動議，在這個議事廳中提出。我只是想說：作為議員，有一個正當的程序和途徑不用，而採用一個辯論的形式，並不適合。今次，李柱銘議員回應時說，他並不是說特首瀆職，或者無力履行職務等等，這便證明餘下的理據，主要是一些比較主觀的判斷，也是對董先生施政的判斷。 石禮謙議員說得很對，特首是經過選舉產生，而《基本法》便像任何國家的憲法一樣，也是用來保證經選舉產生出來的政權有相對的穩定，不能隨便倒台。如果以主觀的判斷去做這件事，是否適合呢？石禮謙議員曾提及這是由選舉產生的，不要忘記，我們所有在座的議員，都是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陳偉業議員，也曾參與選舉，而產生特首。 議員從論政的角度，表示董先生應該離職。從泛泛討論政策的層面來說，提出不信任議案，是很難有一個客觀標準的。從政績而言，當然由歷史去作出評說。董先生是好是壞，市民自有定論，無須由我們說。議員之間，每年有一次施政辯論去討論這件事，無須在數年後再翻舊帳。今天有這麼多官員坐鎮在這裏，我跟石禮謙議員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認為，不用甚麼黨、甚麼派，去“挺董”或“反董”，實在替董先生說話的大有人在，不需要我們去做。我只是知道一點，現在對董先生施政的評論，如在當時當地發表，我覺得這樣才公平一點。但是，現在全球經濟衰退，疫症發生，個個心情都不好的時候，去做「事後孔明」，在現時作秋後算帳，我覺得算不上甚麼英雄。 我相信陳偉業議員亦都會說，他這項動議是有民意的基礎。我相信，我也明白，亦都理解。在此時，可能有很多市民亦都有好多不滿的情緒，但議會是否便要淪為一件發洩的工具呢？做議員的職責，是否這樣便算是盡責呢？ 李柱銘議員說，有人講及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那便是在向國家提出要求前，要先問自己為國家做過些甚麼。他認為那是美國人的事，我則認為不是。我想舉出另外一個例子，台灣的宋楚瑜先生，作為在野政黨的一個領袖，他說了幾句話，令我覺得很佩服。他對台灣發表了一封萬言書，我不知道民主派的同事有否看過。他在首段說：「一般人總愛檢討別人，但不要忘記，當我們手指着別人時，有3隻手指仍是指着自己，而另一隻則是指着天地良心的。」他說了這句話後，沒有批評陳水扁總統，卻先用了過千字批評自己。他說自己並非做了些甚麼，或走過了哪些歪道。他只是說，在建制中做不到什麼。他以自己的政績、已達到的事和已做到的工作，作為檢討自己的標準和對自己的批評。難道香港便不可以有一個具自我反省能力的反對黨嗎？ 「廢制容易，參與建制好難」。我覺得在本會討論這件事時，應着重在現階段出謀獻策。我亦同意有很多同事提到，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間，去講抗疫的問題。上周未是國際護士節，今天報章還大幅報道，有一名英勇的醫生為香港捐軀，現在個個市民為他們喝采，為他們(的行為)讚賞。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動議，只是懂得對我們的特首冷嘲熱諷，而我們議員互相之間，只是顧着互揭瘡疤，這是否便是我們議員能夠發揮的力量？市民想見到議會要做的事情呢？ 所以，面對這項不信任動議，我仍覺得，我們是捨棄了正途而不用，我們要就只是祟尚批評而無實用，這樣的議案又怎麼值得我們支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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