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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議案的辯論發言

主席女士:沒有人“遞紙仔”要求我發言,但我看見石禮謙議員舉手發言,又知道他在樓上喝了數杯酒,我便有點擔心,所以才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不過,聽了他的發言後,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說法,認為他說得頭頭是道。

既然我已舉了手,也想說幾句話。很多同事引用了《基本法》,李柱銘議員亦都作出了回應。但是,引用《基本法》的始作俑者是我,陳偉業議員或許還記起,他一提出了這項議案之後,翌日,我便回應說,不依照《基本法》第73條和第52條,作為立法會議員來說,似乎是捨了正途而不用。我當時說,用了“走後門”的方式。我同意李柱銘議員所說的,這個動議案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因為即使我不相信李柱銘議員,我都相信主席,主席絕對是不會容許一項違反《基本法》的動議,在這個議事廳中提出。我只是想說:作為議員,有一個正當的程序和途徑不用,而採用一個辯論的形式,並不適合。今次,李柱銘議員回應時說,他並不是說特首瀆職,或者無力履行職務等等,這便證明餘下的理據,主要是一些比較主觀的判斷,也是對董先生施政的判斷。

石禮謙議員說得很對,特首是經過選舉產生,而《基本法》便像任何國家的憲法一樣,也是用來保證經選舉產生出來的政權有相對的穩定,不能隨便倒台。如果以主觀的判斷去做這件事,是否適合呢?石禮謙議員曾提及這是由選舉產生的,不要忘記,我們所有在座的議員,都是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陳偉業議員,也曾參與選舉,而產生特首。

議員從論政的角度,表示董先生應該離職。從泛泛討論政策的層面來說,提出不信任議案,是很難有一個客觀標準的。從政績而言,當然由歷史去作出評說。董先生是好是壞,市民自有定論,無須由我們說。議員之間,每年有一次施政辯論去討論這件事,無須在數年後再翻舊帳。今天有這麼多官員坐鎮在這堙A我跟石禮謙議員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認為,不用甚麼黨、甚麼派,去“挺董”或“反董,實在替董先生說話的大有人在,不需要我們去做。我只是知道一點,現在對董先生施政的評論,如在當時當地發表,我覺得這樣才公平一點。但是,現在全球經濟衰退,疫症發生,個個心情都不好的時候,去做「事後孔明」,在現時作秋後算帳,我覺得算不上甚麼英雄。

我相信陳偉業議員亦都會說,他這項動議是有民意的基礎。我相信,我也明白,亦都理解。在此時,可能有很多市民亦都有好多不滿的情緒,但議會是否便要淪為一件發洩的工具呢?做議員的職責,是否這樣便算是盡責呢?

李柱銘議員說,有人講及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那便是在向國家提出要求前,要先問自己為國家做過些甚麼。他認為那是美國人的事,我則認為不是。我想舉出另外一個例子,台灣的宋楚瑜先生,作為在野政黨的一個領袖,他說了幾句話,令我覺得很佩服。他對台灣發表了一封萬言書,我不知道民主派的同事有否看過。他在首段說:「一般人總愛檢討別人,但不要忘記,當我們手指別人時,有3隻手指仍是指自己,而另一隻則是指着天地良心的。」他說了這句話後,沒有批評陳水扁總統,卻先用了過千字批評自己。他說自己並非做了些甚麼,或走過了哪些歪道。他只是說,在建制中做不到什麼。他以自己的政績、已達到的事和已做到的工作,作為檢討自己的標準和對自己的批評。難道香港便不可以有一個具自我反省能力的反對黨嗎?

「廢制容易,參與建制好難」。我覺得在本會討論這件事時,應着重在現階段出謀獻策。我亦同意有很多同事提到,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間,去講抗疫的問題。上周未是國際護士節,今天報章還大幅報道,有一名英勇的醫生為香港捐軀,現在個個市民為他們喝采,為他們(的行為)讚賞。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動議,只是懂得對我們的特首冷嘲熱諷,而我們議員互相之間,只是顧着互揭瘡疤,這是否便是我們議員能夠發揮的力量?市民想見到議會要做的事情呢?

所以,面對這項不信任動議,我仍覺得,我們是捨棄了正途而不用,我們要就只是祟尚批評而無實用,這樣的議案又怎麼值得我們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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