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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財政司司長投不信任票」議案的辯論發言稿 主席女士： 這是我在香港主權回歸後，第三次在本會為針對主要官員提出的不信任動議而發言。前兩次的發言都是不支持動議的，因此，今次我若是仍然不支持動議，將不會是一個意外。 雖然，我個人的一票未必是舉足輕重的，但在回想往事的心路歷程之中，卻令我感覺本港的政治問責氣候，正在不斷成熟，而我每一次要投的票，似乎也比以往更沉重和困難。 對律政司司長的不信任動議 在1999年3月10日，我在對律政司司長的不信任動議中發言指出， 會計界認為司長就「虎報案」涉及公眾利益部份所作出的解釋，並不妥善，事件令會計界感到遺憾，但考慮到司長表現出無比的誠實及勇氣，並主動公開這次明知極具爭議的決定，願意面對猛烈的公眾質詢。 況且，當時仍未建立一套需要公務員承擔職業以外，與政治風險掛鉤的問責制度，所以我不認同需要採用政治審判，強迫公務員因政治責任而創下辭職的先例，況且，我認為，司長的法律專業判斷錯誤，罪不至於要「除牌」或「辭職」的地步，所以投下了反對票。 對房委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的不信任動議 在2000年6月28日，因房委會的「短樁事件」，而在對當時的房委會主席及署長不信任的動議中，我是提出了修訂案，大意是堅持應先作深入的獨立調查，再作問責，反對當時的那種單靠「一哄而起，不問根由，不准自辯」的政治處決手段，而強調作出政治問責之前，必須事先訂立新的政治問責規則。可惜，修訂不獲立法會的支持，最後才投下棄權票，而事後亦有不少傳媒的社論認同我在這方面的觀點。 對財政司司長的不信任動議 今日議會的辯論，雖然一樣是不信任動議，甚至出現問題的內容也有相近之處，不過，政府對事件的處理手法，及本港的政治問責制文化， 都已有所演進，讓我試圖作出分析和比較。 財政司司長在這次「買車事件」之中，備受質疑的，同樣是一個政治判斷和誠信的問題。雖然社會上的意見，或因不同的人士會用「軟資料，硬思考」，或「硬資料，軟思考」的心態，去作出不同的判斷和定下程度不一樣的結論，但是，無論本會、行政當局和社會問責文化， 卻有顯著進步和已漸成氣候。 首先，本會的議員比前兩次動議的前奏功夫做得更足，表現亦更克制， 例如先在議會中提出多次質詢，令真相大致已露出全貌，再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作調查，最後才提出不信任動議。這比在「王苗事件」中所採取的不先調查、不容自辯而自行判決的激進政治手法，已大有進步。 在行政當局方面，特首亦已「先發制人」，首先，財政司司長先提出請辭，承認事件構成嚴重疏忽，特首再予公開批評，之後，財政司司長在本會會議中，亦表現出處處合作，公開了不少有關資料，這些手法在某種程度上，已符合了會計界在1999年對律政司司長不信任動議事件的主觀期望。若然，這件事只涉及政治判斷上的錯誤，而非證實是個人誠信問題的話，對我來說，已是得到了頗為圓滿的結果，由此可見，行政當局處事的手法，應算是有了一定進步。但是，在未有定論之前，我仍然要考慮其他因素，和再深入剖析事件的本質，究竟是「判斷錯誤」，還是「誠信敗壞」的問題。 政治問責, 制度已立 今次事件，和以往兩次不信任動議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政治問責制」已正式通過立法成為本港的政治制度。財政司司長接受的是政治任命，並要有百分之百的政治承擔，這已是無容置疑的事實。我認為， 財政司司長首先提出請辭的舉動，這已是一個具政治問責的正確回應，值得肯定。至於請辭是否被接納，則是特首作為問責團隊的首領， 要思量、評估政治代價及最後面對市民的重要決定。特首最終認為司長「罪不至死」，應可「戴罪立功」，尤其是給予要為嚴重財赤、非典疫症的重建投資信心等重要任務上，要求他全力以赴。特首這個判斷， 最後是「對」是「錯」，只有未來時日才可以作出最好的證明。 軟資料, 硬思考 明顯地，本會及社會人士，甚至是在會計界內，對特首此次的判斷和處理，亦存有不少不同的看法。所以吳靄儀議員才有提出今次動議辯論的舉動。 我認為，這是支持動議的論者用了「軟資料，硬思考」的結果。先看事件的關鍵，是財政司司長沒有作出應有的利益申報，他是遺忘了， 或是明知故犯的呢？我曾在本會上說過，只有上帝、魔鬼和其本人才知道事實的真相，而要在資料上清楚証明財政司司長的個人意圖，腦子裏的真正想法，是幾近不可能的事，這是我不支持再施以大量公帑， 成立專責委員會去作出持久調查的原因，大家能知道的資料，主要都是表面証據，屬於「軟資料」，若硬要說成是涉及刑事行為的誠信問題，尤其是在一個不受歡迎的預算案提出和經濟惡劣的形勢下，為民洩忿，當然會有一定的選票市場，但立法會並非法庭，更沒有法律上處理刑事指控的舉證和自辯程序，如單憑這樣的表面證據去主觀判斷，是否也有點「屈打成招」的味道呢？我認為，鑑於廉政公署已就事件接受調查，本會應先拭目以待。 硬資料，軟思考 從另一個角度去判斷，「硬資料」是司長已確實違反了「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難辭其咎。特首予以嚴正批評，本會已實無必要去「刻舟求劍」或「鸚鵡學舌」，再去調查和責難一番。 用「軟思考」的思維方式去反證，司長若然是沒有「遺忘」地作出披露，事件也不過十數萬元的稅款問題，並不涉及非法行為，況且以司長高超的政治技巧，明知買新車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原可漂亮大方地在公布預算案同時，率先「慷慨」地捐出補交的車稅，效果相信比在預算案唱唱流行歌曲的效果更好得多。而且此舉，更可為新稅造勢，在政治上為自己載上光環，這是「何樂而不為」的事情呢！可見，硬說司長是明知故犯的論調，不無明顯漏洞，加上我與司長已認識多年，我是比較相信他在事件上的確是表現得政治意識薄弱，而非刻意地明知故犯，利用幕後資料去貪圖在稅款上佔便宜。 綜合以上觀點，我會作出以下的判斷： (1) 本着「寧縱勿枉」的準則，不應單憑表面証據，便武斷地認為這是一個涉及刑事性質的刻意隱瞞，憑內幕消息藉以避稅的事件； (2) 對廉署的調查，保持拭目以待的態度； (3) 認同特首應就違規的行為, 予以公開嚴厲的批評； (4) 我亦理解在公眾心目中，此事件已留下了永遠難以磨滅的信心陰影，所以對特首未同時接納司長的請辭，覺得可惜，因為在會計界別中，有廣泛的意見認為，這本來是一種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最妥善處理手法。 (5) 但本着會計界等專業團體(今次亦有作出諮詢，意見再次獲得肯定)一如既往的主流意見，作為會計界的代表，不宜在一些難用客觀標準去作出判斷，而本身實屬純為政治的事件上，採用高調介入的政治手段，改變行政當局已作出的主觀判斷； (6) 鑑於政治問責的文化，始終仍處於起步階段，再加上目前的經濟形勢嚴峻，人心惶惶，政府的領導能力和管治的穩定，就相對重要，所以相信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手段，更為可取； (7) 會計界基本上認同財政司司長滅赤工作上的取向，所以我對在「屋漏更兼連夜雨」時，還要「陣前易帥」，持保留態度。 主席女士，我不會支持動議，因事件尚未到了一個圓滿結束的階段。我們不妨多作包容，多留空間，不一定要急於「蓋棺論定」，中長期而言，「解鈴還須繫鈴人」，在這主要是問責團隊本身的內部問題上， 最好還是由特首就事件，和財政司司長兩方面自行解決。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我將會投下棄權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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