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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財政司司長投不信任票」議案的辯論發言稿

主席女士:       

這是我在香港主權回歸後,第三次在本會為針對主要官員提出的不信任動議而發言。前兩次的發言都是不支持動議的,因此,今次我若是仍然不支持動議,將不會是一個意外。

雖然,我個人的一票未必是舉足輕重的,但在回想往事的心路歷程之中,卻令我感覺本港的政治問責氣候,正在不斷成熟,而我每一次要投的票,似乎也比以往更沉重和困難。

對律政司司長的不信任動議

1999310日,我在對律政司司長的不信任動議中發言指出, 會計界認為司長就「虎報案」涉及公眾利益部份所作出的解釋,並不妥善,事件令會計界感到遺憾,但考慮到司長表現出無比的誠實及勇氣,並主動公開這次明知極具爭議的決定,願意面對猛烈的公眾質詢。 況且,當時仍未建立一套需要公務員承擔職業以外,與政治風險掛鉤的問責制度,所以我不認同需要採用政治審判,強迫公務員因政治責任而創下辭職的先例,況且,我認為,司長的法律專業判斷錯誤,罪不至於要「除牌」或「辭職」的地步,所以投下了反對票。

對房委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的不信任動議

2000628日,因房委會的「短樁事件」,而在對當時的房委會主席及署長不信任的動議中,我是提出了修訂案,大意是堅持應先作深入的獨立調查,再作問責,反對當時的那種單靠「一哄而起,不問根由,不准自辯」的政治處決手段,而強調作出政治問責之前,必須事先訂立新的政治問責規則。可惜,修訂不獲立法會的支持,最後才投下棄權票,而事後亦有不少傳媒的社論認同我在這方面的觀點。

對財政司司長的不信任動議

今日議會的辯論,雖然一樣是不信任動議,甚至出現問題的內容也有相近之處,不過,政府對事件的處理手法,及本港的政治問責制文化, 都已有所演進,讓我試圖作出分析和比較。

財政司司長在這次「買車事件」之中,備受質疑的,同樣是一個政治判斷和誠信的問題。雖然社會上的意見,或因不同的人士會用「軟資料,硬思考」,或「硬資料,軟思考」的心態,去作出不同的判斷和定下程度不一樣的結論,但是,無論本會、行政當局和社會問責文化, 卻有顯著進步和已漸成氣候。

首先,本會的議員比前兩次動議的前奏功夫做得更足,表現亦更克制, 例如先在議會中提出多次質詢,令真相大致已露出全貌,再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作調查,最後才提出不信任動議。這比在「王苗事件」中所採取的不先調查、不容自辯而自行判決的激進政治手法,已大有進步。

在行政當局方面,特首亦已「先發制人」,首先,財政司司長先提出請辭,承認事件構成嚴重疏忽,特首再予公開批評,之後,財政司司長在本會會議中,亦表現出處處合作,公開了不少有關資料,這些手法在某種程度上,已符合了會計界在1999年對律政司司長不信任動議事件的主觀期望。若然,這件事只涉及政治判斷上的錯誤,而非證實是個人誠信問題的話,對我來說,已是得到了頗為圓滿的結果,由此可見,行政當局處事的手法,應算是有了一定進步。但是,在未有定論之前,我仍然要考慮其他因素,和再深入剖析事件的本質,究竟是「判斷錯誤」,還是「誠信敗壞」的問題。

政治問責, 制度已立

今次事件,和以往兩次不信任動議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政治問責制」已正式通過立法成為本港的政治制度。財政司司長接受的是政治任命,並要有百分之百的政治承擔,這已是無容置疑的事實。我認為, 財政司司長首先提出請辭的舉動,這已是一個具政治問責的正確回應,值得肯定。至於請辭是否被接納,則是特首作為問責團隊的首領, 要思量、評估政治代價及最後面對市民的重要決定。特首最終認為司長「罪不至死」,應可「戴罪立功」,尤其是給予要為嚴重財赤、非典疫症的重建投資信心等重要任務上,要求他全力以赴。特首這個判斷, 最後是「對」是「錯」,只有未來時日才可以作出最好的證明。

軟資料, 硬思考

明顯地,本會及社會人士,甚至是在會計界內,對特首此次的判斷和處理,亦存有不少不同的看法。所以吳靄儀議員才有提出今次動議辯論的舉動。

我認為,這是支持動議的論者用了「軟資料,硬思考」的結果。先看事件的關鍵,是財政司司長沒有作出應有的利益申報,他是遺忘了, 或是明知故犯的呢?我曾在本會上說過,只有上帝、魔鬼和其本人才知道事實的真相,而要在資料上清楚証明財政司司長的個人意圖,腦子堛滲u正想法,是幾近不可能的事,這是我不支持再施以大量公帑, 成立專責委員會去作出持久調查的原因,大家能知道的資料,主要都是表面証據,屬於「軟資料」,若硬要說成是涉及刑事行為的誠信問題,尤其是在一個不受歡迎的預算案提出和經濟惡劣的形勢下,為民洩忿,當然會有一定的選票市場,但立法會並非法庭,更沒有法律上處理刑事指控的舉證和自辯程序,如單憑這樣的表面證據去主觀判斷,是否也有點「屈打成招」的味道呢?我認為,鑑於廉政公署已就事件接受調查,本會應先拭目以待。

硬資料,軟思考

從另一個角度去判斷,「硬資料」是司長已確實違反了「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難辭其咎。特首予以嚴正批評,本會已實無必要去「刻舟求劍」或「鸚鵡學舌」,再去調查和責難一番。

用「軟思考」的思維方式去反證,司長若然是沒有「遺忘」地作出披露,事件也不過十數萬元的稅款問題,並不涉及非法行為,況且以司長高超的政治技巧,明知買新車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原可漂亮大方地在公布預算案同時,率先「慷慨」地捐出補交的車稅,效果相信比在預算案唱唱流行歌曲的效果更好得多。而且此舉,更可為新稅造勢,在政治上為自己載上光環,這是「何樂而不為」的事情呢!可見,硬說司長是明知故犯的論調,不無明顯漏洞,加上我與司長已認識多年,我是比較相信他在事件上的確是表現得政治意識薄弱,而非刻意地明知故犯,利用幕後資料去貪圖在稅款上佔便宜。

綜合以上觀點,我會作出以下的判斷:

(1)   本着「寧縱勿枉」的準則,不應單憑表面証據,便武斷地認為這是一個涉及刑事性質的刻意隱瞞,憑內幕消息藉以避稅的事件;

(2)   對廉署的調查,保持拭目以待的態度;

(3)   認同特首應就違規的行為, 予以公開嚴厲的批評;

(4)   我亦理解在公眾心目中,此事件已留下了永遠難以磨滅的信心陰影,所以對特首未同時接納司長的請辭,覺得可惜,因為在會計界別中,有廣泛的意見認為,這本來是一種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最妥善處理手法。

(5)   但本着會計界等專業團體(今次亦有作出諮詢,意見再次獲得肯定)一如既往的主流意見,作為會計界的代表,不宜在一些難用客觀標準去作出判斷,而本身實屬純為政治的事件上,採用高調介入的政治手段,改變行政當局已作出的主觀判斷;

(6)   鑑於政治問責的文化,始終仍處於起步階段,再加上目前的經濟形勢嚴峻,人心惶惶,政府的領導能力和管治的穩定,就相對重要,所以相信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手段,更為可取;

(7)   會計界基本上認同財政司司長滅赤工作上的取向,所以我對在「屋漏更兼連夜雨」時,還要「陣前易帥」,持保留態度。

主席女士,我不會支持動議,因事件尚未到了一個圓滿結束的階段。我們不妨多作包容,多留空間,不一定要急於「蓋棺論定」,中長期而言,「解鈴還須繫鈴人」,在這主要是問責團隊本身的內部問題上, 最好還是由特首就事件,和財政司司長兩方面自行解決。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我將會投下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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