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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公務員立法減薪引起了社會廣泛的爭議，感謝大家給我的「仔細、用心和無論正反，但都是忠誠可靠」的意見，雖然我已在立法會作出了投票的決定，但仍需要向各位業界朋友，詳細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我投票的取態理據和原則。 因此，現謹附上我在7月10日立法會會議上，就【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二讀的發言稿，以供各位參考。如果您有任何的補充和意見賜教，請隨時call我 ( 2827 8663 ) ，我懇切地希望無論何時何地，都能聆聽到您的聲音。 順祝 萬事如意
李家祥 上 就【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 2002年7月10日
作為功能組別的一位議員，我會本著良知，分辨輕重，盡力地先張事件做好分析。但在作決定之前，心中時刻都清楚明白，必須忠於所屬界別的選民。同時，進入了議事殿堂，亦不敢忘記，對公眾整體利益，及要維護社會和諧，這兩項重要考慮因素，仍然是最終必需的，不可或缺的。這種思維方式，可算是功能組別議員的寫照。
在草案尚未提出之前，我已向王永平局長表示，對「一次性」的薪酬調整法案有所保留，認為這種做法，只會不幸地將本來一件單純的勞資糾紛事件政治化。條例草案提出之後，個人本著對公務員所要面對的不公平對待，抱有同情之心，再加上出於議員的監察本能，首先的反應是分辨黑白是非，剖析草案的弱點，再經過與其他議員的商討，覺得仍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法，避免由政府和公務員之間對抗而最後會帶來「雙輸」的局面。所以，在6月18日與早餐會議員聯名致函王永平局長，初步表態，支持公務員提出的仲裁方案，作為雙方商談問題的起點，藉此希望政府與公務員代表都能夠明白，其實在立法會內，雙方都未有必勝把握，如能各退一步，坐下來協商解決問題，達致平和減薪的目的，才是政府、公務員、立法會和全體市民的利益所在。 隨後，我又在6月23日在【給香港的家書】中，解釋立場，提出「用公平的手法，達致公平的結果」(Fair Means to Achieve Fair Pay)的論據，建議用「平衡立法」或「平衡仲裁立法」兩種可行的方案，來解決紛爭。信中亦明確提醒政府不該恃勢凌人，隨意以強行立法作為手段，去達致本身的行政目的。這對於緩和公務員的對抗情緒，當時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給香港的家書】發表之後，我已即時展開全面諮詢會計界的工作，包括馬上向會計師公會理事會作出交代，發出了557封諮詢信件，以及將信件上網，公開諮詢全體業界的意見。此外，我更主動約見了一些在主要的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內任職, 有份量的會計界代表，和他們一起作出更深入的討論，向他們了解實際的情況，結果是他們給了我非常寶貴，甚至乎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的意見。 在發出的557封信件中，收到了55個回覆(註：包括電郵、傳真、電話和面談)，其中31名支持立法，24名反對。9.9%的回收率不算高，但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又涉及如此富爭議的一個問題，這樣的反應，已算不錯。但重要的卻不是56.4%的「立法」支持率，而是在反對立法的聲音中，只有一位是政府公務員，以電話方式，表達了簡單的反對意向。其餘的反對者，絕大多數都是我認識較深，比較了解我的朋友。他們認同和支持我，可以堅持原則, 公平地對待公務員，維護合約的精神，不須要為了公共財政上的些微損失而讓步。他們更相信，政府應該有更平和、更適當的處理方法，不應即時先以一次性立法的形式，去處理這項本來屬於政府「內部」的人事管理問題，而且短期的財政損失，更可以採用其他方法節省得來。否則，一旦破壞了社會的和諧，打擊了香港辛苦得來國際形象，就更為不值。 而支持立法的朋友則來自各方面，相比之下，意見就顯得強烈得多。他們認為，公務員既然已基本上認同了溫和的減薪幅度，就不應以反對立法作為技術藉口，大做文章。就算其中確實存有不公平的地方，公務員薪酬長期偏高，從其他納稅人來看，亦明顯地並不公道。政府嚴重的財赤，和可能要面對本地和國際上「管決無能」的批評，落實公務員減薪是必須的，也有其迫切性的訴求，以免整個社會要受到財政上極不穩定的影響。尤其與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相比，他們的公務員早就以合作態度，接受了政府的減薪建議，以助國家經濟的覆甦。
這些給我的意見都是仔細、用心和忠實可靠的，但最終令我下定決心支持法案的，反而是與一班包括稅務局、審計署、庫務局、醫管局、大專院校和法定機構等會計界朋友的會談。我向他們請教：第一，為何公務員隊伍中的會計師，沒有向我反映強烈的反對意見呢？第二，那時我早已跟王永平局長談及，希望特首能代政府保證一次性的立法減薪，將「下不為例」，更不會用同樣的手法, 去意圖更改公僕的長俸條件等，對此，他們又會持何種看法？。 這班會計界的朋友給我的意見幾乎是一致的，他們告訴我，其實，在公務員體系內的會計界朋友，雖然他們有些是認為政府的立法手段不公道及非常不光彩，但也了解到經濟的現實，輿論差不多是一面倒地對公務員不利，公務員應有責任去配合社會整體利益, 甚至乎作出些少犧牲，所以，他們大多數都已採取了平和、容忍，及默默接受的態度，在工作上亦極少以此作為交談話題，依然只顧盡心盡力為市民服務。 他們亦認同特首的承諾，有助減輕對將來前景的疑慮，他們亦向我再次表示，將會接受我對法案最終投下支持票的決定，以平息社會上長期對公務員減薪「議而不決」的紛爭。可見，在會計界內，頗有不少希望為公務員體制內的同行, 申張正義的朋友，反而懂得勸我要顧全大局，卻竟然會是這些可敬的公務員「局內人」，誰說香港人盡是只顧私利的？
對於王局長、阿松司長，後來再加上特首的長時期強力遊說，甚至有時是頗激烈的對話，都從未真正令我動搖過，我能當著他們的面講這些話，至少王局長和阿松司長，知道我說的是實話，但他們的不斷努力，亦令我收到其他清楚的訊息，即是：- (1) 政府意志堅決，在立法上已再無退出的餘地； (2) 政府已考慮過不同的提議，包括認真研究過早餐會議員的多項意見； (3) 政府願意作有限度讓步，以舒緩公務員的不滿，那就是後期所作出的承諾； 這就我們早餐會的大多數議員，認為政府在取態上, 具一定誠意的基礎。 在照顧社會整體利益方面，以及在長時間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如何向公眾交代立場和策略，早餐會的議員，無論本身的投票意向如何，或功能界別在立法減薪立場上的明顯不同，大家都保持了共同進退的合作精神。因為我們意識到，只有我們才仍然有一定的彈性，保留雙方仍可各退一步進行協商的空間，而避免「政府、公務員工會、立法會，甚至是整個社會」全輸的局面。 如果我們一早表態支持或者反對的話，這種努力就會付諸流水，所以，我們對投票取向堅持緘默三個星期，直至到最後一刻，即政府於7月5日晚，向我們正式覆函表示心意已決，7月7日三萬公務員上街遊行表示抗爭開始為止，到了此時，我們的投票，已是「迫不得已」的了。
現時站在這議會裏，遠看著政府與公務員代表的互不相讓，投票時我會本著三個原則去作出決定。 (1) 事件的本質，原本是勞資糾紛，屬於政府內部運作的問題，立法會的介入，應是勸喻，講理和協調。我不會偏幫任何一邊，或權充法庭裁判，或去火上加油，揭雙方以往的錯處瘡疤，甚至乎，由「勸架人」變成為加人戰團「打架人」的一份子。 (2) 特首代表政府所作的公開承諾，我會緊記，作為以後履行立法會議員監察職責的一部份； (3) 在香港長遠整體利益的所在這方面，社會輿論似乎已一致地為要儘快「立法減薪，平息爭議，恢復機制，和平談判」這個大方向定了調。會計界功能組別的取向，亦顯示了支持立法是「兩害取其輕」，相對較可取的選擇。 若是議員都本著平常心，簡單一點地看這本來不應該是複雜的問題，可能這就是絕大部份市民的取態。輕微溫和的減薪，本身就不值得去爭議，政府在各方面沒有充份溝通和準備下，走出了「一次過」立法減薪的第一步，挑起爭端，使事件平添了不少政治色彩，可能不是上策，而部份公務員代表，反應強烈。而且各工會更各有各的態度，難以掌握一致的意見，更遑論共同地去積極回應市民對財赤的擔憂，薪酬過高等訴求和批評。在早餐會仍未表態支持立法之前，已清楚感覺到了政府和工會將整個事件提昇到一場政治賭博的層面，但我見到押下去的卻是市民的血汗錢、香港政府管治的威信、違反合約精神的行政手段、香港經濟的穩定，賭注已落得太大了！到了這個地步，我認為較好的處理辦法，就是不再去太著重議論事件過程中的誰對誰錯，最直接了當地找回一個合理的結果，即是落實溫和的少爭議的減薪決定。尤其是要保護的，就是廣大無辜被牽涉入這次紛爭內的市民。這個決定亦完全符合我們原先期望，即是緊守不仲裁，不擔當法庭，要求勞資雙方以「不爭朝夕，不生意氣，不計較財政代價」去尋求和解，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禍及其他市民的利益」這些本意。
我希望立法會議員座前的按鈕，除了贊成、反對和棄權之外，再有另外一個按鈕，代表希望大家可以「請心平氣和, 在會外和解」的「掣」。 如果真的是有的話，我們這三個星期，就不用只被政府、工會，甚至乎傳媒，都日以繼夜地視作「投票機器」了。又大家想見的，只是「誰勝」、「誰敗」，或「明日頭條是贏輸幾多票」，作為議員, 我們只能做到的, 就是機械式地表示「贊成」或「反對」嗎？這樣的數票法，問題就可以最好地解決了嗎？議員應該做的是否就是這麼多呢？ 在我的眼中，今天的投票結果，無論票數如何，結果都是沒有「贏家」，但如果我隱約地又見到立法會的電子計票器，還有一個可以是顯示「雙贏」的結果，我們是否又應該少顧一點個人政治利益，而去儘量嘗試改變賽果, 追求「雙贏」而非「全輸」呢？ 事到如今，我承認現實與個人的主觀願望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在開始期間，同情公務員遭遇的取態太過明顯，未能在給王局長的公開信和「給香港的家書」的內容上，做到「不偏不倚」，致令到了作出最後決定的時候, 外界對早餐會產生了不少的誤解，這個判斷和處理上的錯誤，值得自我檢討。但一次的不成功，並不會使我們灰心，只要有機會令社會整體利益是「全贏」，又或是可避免「全輸」的機會，我們會汲取這次的經驗，再作更好的嘗試。 最後，我呼籲同僚們，應該不論立場，共同促請政府儘快和18萬公務人員、14萬資助機構的員工，修補關係，恢復原來正常的商討制度和良好的伙伴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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