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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公務員立法減薪引起了社會廣泛的爭議,感謝大家給我的「仔細、用心和無論正反,但都是忠誠可靠」的意見,雖然我已在立法會作出了投票的決定,但仍需要向各位業界朋友,詳細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我投票的取態理據和原則。

因此,現謹附上我在7月10日立法會會議上,就【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二讀的發言稿,以供各位參考。如果您有任何的補充和意見賜教,請隨時call我 ( 2827 8663 ) ,我懇切地希望無論何時何地,都能聆聽到您的聲音。

    順祝

萬事如意


2002年7月11日

李家祥 上


就【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
二讀李家祥議員發言稿

2002年7月10日


我相信每一位議員,在本會投下的每一票,都是認真和嚴肅的。尤其是面對一條容易分化社會不同階層,又極具爭議性的法案,更會額外小心。


功能界別議員的寫照

作為功能組別的一位議員,我會本著良知,分辨輕重,盡力地先張事件做好分析。但在作決定之前,心中時刻都清楚明白,必須忠於所屬界別的選民。同時,進入了議事殿堂,亦不敢忘記,對公眾整體利益,及要維護社會和諧,這兩項重要考慮因素,仍然是最終必需的,不可或缺的。這種思維方式,可算是功能組別議員的寫照。


分辨黑白,爭取雙贏

在草案尚未提出之前,我已向王永平局長表示,對「一次性」的薪酬調整法案有所保留,認為這種做法,只會不幸地將本來一件單純的勞資糾紛事件政治化。條例草案提出之後,個人本著對公務員所要面對的不公平對待,抱有同情之心,再加上出於議員的監察本能,首先的反應是分辨黑白是非,剖析草案的弱點,再經過與其他議員的商討,覺得仍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法,避免由政府和公務員之間對抗而最後會帶來「雙輸」的局面。所以,在6月18日與早餐會議員聯名致函王永平局長,初步表態,支持公務員提出的仲裁方案,作為雙方商談問題的起點,藉此希望政府與公務員代表都能夠明白,其實在立法會內,雙方都未有必勝把握,如能各退一步,坐下來協商解決問題,達致平和減薪的目的,才是政府、公務員、立法會和全體市民的利益所在。

隨後,我又在6月23日在【給香港的家書】中,解釋立場,提出「用公平的手法,達致公平的結果」(Fair Means to Achieve Fair Pay)的論據,建議用「平衡立法」或「平衡仲裁立法」兩種可行的方案,來解決紛爭。信中亦明確提醒政府不該恃勢凌人,隨意以強行立法作為手段,去達致本身的行政目的。這對於緩和公務員的對抗情緒,當時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


諮詢業界,意見寶貴

在【給香港的家書】發表之後,我已即時展開全面諮詢會計界的工作,包括馬上向會計師公會理事會作出交代,發出了557封諮詢信件,以及將信件上網,公開諮詢全體業界的意見。此外,我更主動約見了一些在主要的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內任職, 有份量的會計界代表,和他們一起作出更深入的討論,向他們了解實際的情況,結果是他們給了我非常寶貴,甚至乎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的意見。

在發出的557封信件中,收到了55個回覆(註:包括電郵、傳真、電話和面談),其中31名支持立法,24名反對。9.9%的回收率不算高,但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又涉及如此富爭議的一個問題,這樣的反應,已算不錯。但重要的卻不是56.4%的「立法」支持率,而是在反對立法的聲音中,只有一位是政府公務員,以電話方式,表達了簡單的反對意向。其餘的反對者,絕大多數都是我認識較深,比較了解我的朋友。他們認同和支持我,可以堅持原則, 公平地對待公務員,維護合約的精神,不須要為了公共財政上的些微損失而讓步。他們更相信,政府應該有更平和、更適當的處理方法,不應即時先以一次性立法的形式,去處理這項本來屬於政府「內部」的人事管理問題,而且短期的財政損失,更可以採用其他方法節省得來。否則,一旦破壞了社會的和諧,打擊了香港辛苦得來國際形象,就更為不值。

而支持立法的朋友則來自各方面,相比之下,意見就顯得強烈得多。他們認為,公務員既然已基本上認同了溫和的減薪幅度,就不應以反對立法作為技術藉口,大做文章。就算其中確實存有不公平的地方,公務員薪酬長期偏高,從其他納稅人來看,亦明顯地並不公道。政府嚴重的財赤,和可能要面對本地和國際上「管決無能」的批評,落實公務員減薪是必須的,也有其迫切性的訴求,以免整個社會要受到財政上極不穩定的影響。尤其與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相比,他們的公務員早就以合作態度,接受了政府的減薪建議,以助國家經濟的覆甦。


政府同業,深明大義

這些給我的意見都是仔細、用心和忠實可靠的,但最終令我下定決心支持法案的,反而是與一班包括稅務局、審計署、庫務局、醫管局、大專院校和法定機構等會計界朋友的會談。我向他們請教:第一,為何公務員隊伍中的會計師,沒有向我反映強烈的反對意見呢?第二,那時我早已跟王永平局長談及,希望特首能代政府保證一次性的立法減薪,將「下不為例」,更不會用同樣的手法, 去意圖更改公僕的長俸條件等,對此,他們又會持何種看法?。

這班會計界的朋友給我的意見幾乎是一致的,他們告訴我,其實,在公務員體系內的會計界朋友,雖然他們有些是認為政府的立法手段不公道及非常不光彩,但也了解到經濟的現實,輿論差不多是一面倒地對公務員不利,公務員應有責任去配合社會整體利益, 甚至乎作出些少犧牲,所以,他們大多數都已採取了平和、容忍,及默默接受的態度,在工作上亦極少以此作為交談話題,依然只顧盡心盡力為市民服務。

他們亦認同特首的承諾,有助減輕對將來前景的疑慮,他們亦向我再次表示,將會接受我對法案最終投下支持票的決定,以平息社會上長期對公務員減薪「議而不決」的紛爭。可見,在會計界內,頗有不少希望為公務員體制內的同行, 申張正義的朋友,反而懂得勸我要顧全大局,卻竟然會是這些可敬的公務員「局內人」,誰說香港人盡是只顧私利的?


政府僵硬,工會不讓

對於王局長、阿松司長,後來再加上特首的長時期強力遊說,甚至有時是頗激烈的對話,都從未真正令我動搖過,我能當著他們的面講這些話,至少王局長和阿松司長,知道我說的是實話,但他們的不斷努力,亦令我收到其他清楚的訊息,即是:-

(1) 政府意志堅決,在立法上已再無退出的餘地;

(2) 政府已考慮過不同的提議,包括認真研究過早餐會議員的多項意見;

(3) 政府願意作有限度讓步,以舒緩公務員的不滿,那就是後期所作出的承諾;

這就我們早餐會的大多數議員,認為政府在取態上, 具一定誠意的基礎。

在照顧社會整體利益方面,以及在長時間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如何向公眾交代立場和策略,早餐會的議員,無論本身的投票意向如何,或功能界別在立法減薪立場上的明顯不同,大家都保持了共同進退的合作精神。因為我們意識到,只有我們才仍然有一定的彈性,保留雙方仍可各退一步進行協商的空間,而避免「政府、公務員工會、立法會,甚至是整個社會」全輸的局面。

如果我們一早表態支持或者反對的話,這種努力就會付諸流水,所以,我們對投票取向堅持緘默三個星期,直至到最後一刻,即政府於7月5日晚,向我們正式覆函表示心意已決,7月7日三萬公務員上街遊行表示抗爭開始為止,到了此時,我們的投票,已是「迫不得已」的了。


反璞歸真,減低傷害

現時站在這議會堙A遠看著政府與公務員代表的互不相讓,投票時我會本著三個原則去作出決定。

(1) 事件的本質,原本是勞資糾紛,屬於政府內部運作的問題,立法會的介入,應是勸喻,講理和協調。我不會偏幫任何一邊,或權充法庭裁判,或去火上加油,揭雙方以往的錯處瘡疤,甚至乎,由「勸架人」變成為加人戰團「打架人」的一份子。

(2) 特首代表政府所作的公開承諾,我會緊記,作為以後履行立法會議員監察職責的一部份;

(3) 在香港長遠整體利益的所在這方面,社會輿論似乎已一致地為要儘快「立法減薪,平息爭議,恢復機制,和平談判」這個大方向定了調。會計界功能組別的取向,亦顯示了支持立法是「兩害取其輕」,相對較可取的選擇。

若是議員都本著平常心,簡單一點地看這本來不應該是複雜的問題,可能這就是絕大部份市民的取態。輕微溫和的減薪,本身就不值得去爭議,政府在各方面沒有充份溝通和準備下,走出了「一次過」立法減薪的第一步,挑起爭端,使事件平添了不少政治色彩,可能不是上策,而部份公務員代表,反應強烈。而且各工會更各有各的態度,難以掌握一致的意見,更遑論共同地去積極回應市民對財赤的擔憂,薪酬過高等訴求和批評。在早餐會仍未表態支持立法之前,已清楚感覺到了政府和工會將整個事件提昇到一場政治賭博的層面,但我見到押下去的卻是市民的血汗錢、香港政府管治的威信、違反合約精神的行政手段、香港經濟的穩定,賭注已落得太大了!到了這個地步,我認為較好的處理辦法,就是不再去太著重議論事件過程中的誰對誰錯,最直接了當地找回一個合理的結果,即是落實溫和的少爭議的減薪決定。尤其是要保護的,就是廣大無辜被牽涉入這次紛爭內的市民。這個決定亦完全符合我們原先期望,即是緊守不仲裁,不擔當法庭,要求勞資雙方以「不爭朝夕,不生意氣,不計較財政代價」去尋求和解,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禍及其他市民的利益」這些本意。


深層考慮,少顧私利

我希望立法會議員座前的按鈕,除了贊成、反對和棄權之外,再有另外一個按鈕,代表希望大家可以「請心平氣和, 在會外和解」的「掣」。 如果真的是有的話,我們這三個星期,就不用只被政府、工會,甚至乎傳媒,都日以繼夜地視作「投票機器」了。又大家想見的,只是「誰勝」、「誰敗」,或「明日頭條是贏輸幾多票」,作為議員, 我們只能做到的, 就是機械式地表示「贊成」或「反對」嗎?這樣的數票法,問題就可以最好地解決了嗎?議員應該做的是否就是這麼多呢?

在我的眼中,今天的投票結果,無論票數如何,結果都是沒有「贏家」,但如果我隱約地又見到立法會的電子計票器,還有一個可以是顯示「雙贏」的結果,我們是否又應該少顧一點個人政治利益,而去儘量嘗試改變賽果, 追求「雙贏」而非「全輸」呢?

事到如今,我承認現實與個人的主觀願望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在開始期間,同情公務員遭遇的取態太過明顯,未能在給王局長的公開信和「給香港的家書」的內容上,做到「不偏不倚」,致令到了作出最後決定的時候, 外界對早餐會產生了不少的誤解,這個判斷和處理上的錯誤,值得自我檢討。但一次的不成功,並不會使我們灰心,只要有機會令社會整體利益是「全贏」,又或是可避免「全輸」的機會,我們會汲取這次的經驗,再作更好的嘗試。

最後,我呼籲同僚們,應該不論立場,共同促請政府儘快和18萬公務人員、14萬資助機構的員工,修補關係,恢復原來正常的商討制度和良好的伙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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