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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何俊仁議員提出的 李家祥議員：代理主席，議案是有其正面作用的，因為它可令市民清楚看到，任何使用公帑的法定機構，都應該而且在今天亦正受到立法機關的監察。 我作為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事實上已多次對這種議題表示關注。今天，我想就體制上的膨脹，委派政策局局長出任法定機構董事局成員以進行監察的成效和由審計署署長監察該等機構功效等各部分說一些話。 首先，是體制上的膨脹。在政府帳目委員會於1997年6月11日提交的第28號報告書中，我曾說過：政府近年銳意推行一項政策，成立公共機構主管某些方面的工作，所依的理據往往是這類政府資助機構會較少受到政府官僚架構所限制，因此向市民提供服務時更有效率和成效。因此，政府資助機構的數目及種類在短時間內大量增加。雖然當局在不少情況下已達到改善公共服務的目標，但這方面的監察工作更為重要，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確保交給這類政府資助機構管理的龐大公共資源，能夠用得其所。 政務司司長當時在9月10日亦同意這說法，認為這些機構提供的福利條件應該保持與市場的情況相符。此外，司長更提出另一項重要的觀點，就是：政府訂有提供資助的原則，就是接受資助的機構為員工提供的整體薪酬福利，不得比同類職系公務員所享有的整體薪酬福利更為優厚。 這些原則至今還一直保持，不過，很明顯，在今天的議案中所提到的某些法定機構中，有些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比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還高。我實在不十分明白，從公務員體系過檔到法定機構是否一個陞職的途徑，又或同一名人員，從公務員體系轉往法定機構後，便可為香港廣立功勞，甚至變成功高過主呢？我不想在這方面下定論，不過，事實上，某些機構是無須依循這些行之已久的資助機構的原則，甚至說到它們須具有商業機構的靈活性和彈性。這些彈性，是否便能容許這些法定機構以超出公務員薪酬數倍的薪酬，慣性地從公務員中“揀蟀”？這樣做又是否“物有所值”？我認為這是難以想像及極有疑問的。 說到委派政策局局長出任機構董事局成員以進行監察成效方面，我在2000年4月12日所提交的報告書中，提到職業訓練局的管理措施。政府帳目委員會認為政府當局應安排其中一位委任的理事會成員留意政府所有的資助規則，使公帑得以適當的運用。政府當然答應考慮這樣做。在審議有關九廣鐵路(“九鐵”)的條例時，我曾經提及此點，事後，我於“香港家書”中更明確指出，不單止政策局局長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令董事局履行政府的政策，更應從良好的公司管治角度下考慮如何具備全面而充分的專業支援，尤其是在財務管理和商務管理上的專業支援，以便使政策局局長在董事局內發揮得更合乎市場需要、更能夠達到監察的作用。 我提出這些需要，是鑒於九鐵、地下鐵路(“地鐵”)、機場管理局等法定機構現時的市值已是數以千億元計，可說是香港市民現時最貴重的資產，我們如何令這些資產保值和增值呢？這便亟需由香港政府作為主要的股東(甚至可說是控股的公司)，看看如何以較專業和商業的眼光進行管理。至於政策局局長所發揮的作用是非常巨大，也是非常必要的。 說到審計署署長監察該等機構的部分，議案所採用的字眼是“加強其運作的問責性”。首先，我想指出，在法例上，《核數條例》第15條(a)段說明，現時行政長官有權指派審計署署長對任何機構進行審計，而很多規管法定機構的條例中亦有充分的配合，因此，審計署署長在現時的法律基礎下，已獲賦權進行他的工作，運用他的權力。 在審議《機場管理局條例》時，有些議員甚至希望能將審計署變成一個“外界獨立核數師”(externalauditor)。當時我表達了一些疑慮，我提出這些公司是以商業原則運作，在財務管理上是有需要由政府的一個獨立會計師來處理，而在獨立的會計界中，已有一些具非常豐富經驗及能對公司作出公平和公正評核的會計師。我更擔心的是，如果找審計署署長出任核數師的話，他會否受《專業會計師條例》的規管呢？他若有疏忽或犯錯，又是否受到監管呢？或又會否發生民事索償事故呢？這些都是未知之數。所以我認為他是不能夠出任為核數師的。 最近，在“香港家書”裏，我提出了一個新觀念，這是我做了接近6年的帳目委員會主席和多間公司的獨立董事後而得出的。我認為政府作為主要股東，可以考慮任用審計署署長為內部稽核，而並非做核數師，可以於三、五年內作出衡工量值式的審計，監察支出的部分。有些機構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已接受監管，但部分例如九鐵、地鐵等則未有，我希望這些機構可考慮主動邀請審計署署長向他們作出衡工量值的審計，以示管理上清白，無事不可對人言。謝謝代理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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