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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下的改革稅制須早作準備 (本文於2001年9月26日在大公報刊登) (2001年10月5日在香港經濟日報刊登時題目為《結構性財赤並非「狼來了」》) 多勞少得，對中產人士不公 香港的稅基過窄，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因經濟結構的轉變，而導致傳統稅基的不穩，以及現時的稅制，明顯地對社會裏最具生產力和最有貢獻的中產人士並不公平，這兩項在改革稅制中最值得提出的理由，卻很少有公眾討論。政治上保持沉默的中產人士，既不像十分有組織的基層那樣，其意見一般能夠得到政府重視；又不如商界的利益那般千絲萬縷，有人爭相代為發言，惟有無怨無奈地繼續「多勞少得，不斷付出」。 傳統稅基不穩，亡羊補牢為時晚 政府對地價的人為穩定政策，令其在一段長時期內，不可能再依賴高地價的收入，而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互聯網的興起，已使本港與外地的商業競爭加劇，以往收入豐厚的博彩稅、印花稅，甚至乎利得稅等傳統稅項收益均受到威脅。開徵銷售稅，寬減利得稅或薪俸稅，加強吸引外資和提升人才的競爭能力，早已成為國際趨勢。面對轉變了的環境，政府已再無可能獨善其身，也不能毫無反應或不去預早作出準備。 時機瞬逝，可先動口不動手 然而不少論者亦正確指出，香港的現實是「官富而民窮」，公營架構的瘦身步伐緩慢，四千多億的儲備，足以抵銷長達20年以上的結構性財赤，所以稅務改革的實施，並無迫切性。再說，要引入新稅種的最佳時機，應是經濟基調已開始復甦整固，而通脹不高的時候。放眼香港和全球的經濟走勢，這時機在未來三、五年間出現的機會根本不大，實在無必要匆匆上馬，引入新稅種。 不過，政府「不能動手」，卻不等於「不可動口」。雖然政府對本港經濟的復甦能力過於樂觀，訂下了過早的諮詢時間表，致令諮詢文件「生不逢時」。但稅制改革的過程，包括不少事前工作，如諮詢、立法等等，動輒需時三年五載。相反開徵新稅種的「時機窗戶」，卻會「瞬間即閉」。因此，充足的準備功夫，非事前做妥不可。 寬減薪俸稅，提升競爭力 稅制公平的其中一項原則，就是看「付稅」的人，同時能「得回」多少福利，而求出的是「付多得少」或是「付少得多」的淨經濟價值。從政府整體的收支模式來看，絕大部份收入來源，是由賣地、投資收入、利得稅和薪俸稅構成，大部份市民其實不用直接付出分毫。他們要分擔的差餉、煙酒等雜項稅收和政府收費部份，合共亦只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況且公用服務收費一般是低於成本的。因此，可以說較低收入的市民，基本上真正付出的只需極少。反之，政府龐大的支出項目，例如公營房屋、社會福利、低息借款等等，都有極嚴苛的資產審查制度，有資格納稅的人士，根本無機會享用，現實是「多付少得，少付多得」，可見現稅制的累進性已比不少發達國家更為明顯。 因此，一個較公道的稅制改革方向，是在引入新稅種的同時，將年薪不高於百萬的納稅人士標準稅率削減至不超於百份之十，政府的損失每年應不會超過50億元，但卻會對外來人才極具吸引力，亦為眾多的中產人士舒緩了財政上的壓力，更有鼓勵他們奮力向上和增加消費的作用。 開徵低稅率的銷售稅，早已有數以百計國家的經驗為準則，無論在技術上和市民的負擔能力上，都是絕對可行的。對於旅遊業、零售行業來說，目前正是低地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在租金的下降和新徵的稅項 「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開徵銷售稅亦只會造成短期衝擊。 要不然全世界只有香港沒有銷售稅，是否就能必定永保「購物天堂」的美譽呢？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內地及東南亞各國都有銷售稅，但港人卻仍樂於大舉外遊購物呢？ 政府須保証，新稅先決條件 即使如此，我仍認為在開徵銷售稅之前，必須訂下極其嚴苛的條件，並要政府作出明確的表態，例如必須符合以下情況：
若果有言在先，則政府可以預先以諮詢文件形式，將有關法例初稿公開，先好好地處理有關的技術問題，再將法案「備而待用」，靜候始終無可逃避的那一天的來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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