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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下的改革稅制須早作準備

(本文於2001926日在大公報刊登)

(2001105日在香港經濟日報刊登時題目為《結構性財赤並非「狼來了」》)


多勞少得,對中產人士不公

香港的稅基過窄,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因經濟結構的轉變,而導致傳統稅基的不穩,以及現時的稅制,明顯地對社會堻怢膆芠ㄓO和最有貢獻的中產人士並不公平,這兩項在改革稅制中最值得提出的理由,卻很少有公眾討論。政治上保持沉默的中產人士,既不像十分有組織的基層那樣,其意見一般能夠得到政府重視;又不如商界的利益那般千絲萬縷,有人爭相代為發言,惟有無怨無奈地繼續「多勞少得,不斷付出」。

傳統稅基不穩,亡羊補牢為時晚

政府對地價的人為穩定政策,令其在一段長時期內,不可能再依賴高地價的收入,而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互聯網的興起,已使本港與外地的商業競爭加劇,以往收入豐厚的博彩稅、印花稅,甚至乎利得稅等傳統稅項收益均受到威脅。開徵銷售稅,寬減利得稅或薪俸稅,加強吸引外資和提升人才的競爭能力,早已成為國際趨勢。面對轉變了的環境,政府已再無可能獨善其身,也不能毫無反應或不去預早作出準備。

時機瞬逝,可先動口不動手

然而不少論者亦正確指出,香港的現實是「官富而民窮」,公營架構的瘦身步伐緩慢,四千多億的儲備,足以抵銷長達20年以上的結構性財赤,所以稅務改革的實施,並無迫切性。再說,要引入新稅種的最佳時機,應是經濟基調已開始復甦整固,而通脹不高的時候。放眼香港和全球的經濟走勢,這時機在未來三、五年間出現的機會根本不大,實在無必要匆匆上馬,引入新稅種。

不過,政府「不能動手」,卻不等於「不可動口」。雖然政府對本港經濟的復甦能力過於樂觀,訂下了過早的諮詢時間表,致令諮詢文件「生不逢時」。但稅制改革的過程,包括不少事前工作,如諮詢、立法等等,動輒需時三年五載。相反開徵新稅種的「時機窗戶」,卻會「瞬間即閉」。因此,充足的準備功夫,非事前做妥不可。

寬減薪俸稅,提升競爭力

稅制公平的其中一項原則,就是看「付稅」的人,同時能「得回」多少福利,而求出的是「付多得少」或是「付少得多」的淨經濟價值。從政府整體的收支模式來看,絕大部份收入來源,是由賣地、投資收入、利得稅和薪俸稅構成,大部份市民其實不用直接付出分毫。他們要分擔的差餉、煙酒等雜項稅收和政府收費部份,合共亦只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況且公用服務收費一般是低於成本的。因此,可以說較低收入的市民,基本上真正付出的只需極少。反之,政府龐大的支出項目,例如公營房屋、社會福利、低息借款等等,都有極嚴苛的資產審查制度,有資格納稅的人士,根本無機會享用,現實是「多付少得,少付多得」,可見現稅制的累進性已比不少發達國家更為明顯。

因此,一個較公道的稅制改革方向,是在引入新稅種的同時,將年薪不高於百萬的納稅人士標準稅率削減至不超於百份之十,政府的損失每年應不會超過50億元,但卻會對外來人才極具吸引力,亦為眾多的中產人士舒緩了財政上的壓力,更有鼓勵他們奮力向上和增加消費的作用。

開徵低稅率的銷售稅,早已有數以百計國家的經驗為準則,無論在技術上和市民的負擔能力上,都是絕對可行的。對於旅遊業、零售行業來說,目前正是低地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在租金的下降和新徵的稅項 「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開徵銷售稅亦只會造成短期衝擊。 要不然全世界只有香港沒有銷售稅,是否就能必定永保「購物天堂」的美譽呢?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內地及東南亞各國都有銷售稅,但港人卻仍樂於大舉外遊購物呢?

政府須保証,新稅先決條件

即使如此,我仍認為在開徵銷售稅之前,必須訂下極其嚴苛的條件,並要政府作出明確的表態,例如必須符合以下情況:

  1. 2006-07年前絕不會實施;

  2. 政府的總開支必須在開徵新稅前5年,控制在本地生產總值的百份之二十之下,並仍然出現經常性收支的財赤;

  3. 經濟基礎穩固,例如持續3年本地生產總值和本地消費都不少於2%的正增長;而失業率和通脹率均不高於5%等;

  4. 同時將薪俸稅率減至10%或以下,標準綜援每月增加不少於$100,使貧苦階層用作抵銷新稅;

  5. 立法會必須對實施日期持正面取態投贊成票。

若果有言在先,則政府可以預先以諮詢文件形式,將有關法例初稿公開,先好好地處理有關的技術問題,再將法案「備而待用」,靜候始終無可逃避的那一天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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