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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立法會財政預算案辯論 李家祥議員發言稿 22-4-2004 代理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是唐英年司長的處女作，但已是我參與這議會的第十三份，亦應該是最後一份預算案的辯論。事實上，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已代表香港會計師公會，以及以香港總商會稅務副主席身份，不斷就預算案發表意見。當時傳媒稱我為“專家”，但在當了議員後，慢慢便變成了政客。經驗多了，見識多了，在談理想中，便多了一些現實的考慮。這個時候，說話比較難明，亦不容易說得清楚。事實上，我在議會中所說的很多話，要在很多年後才可以實現得到。舉例來說，我在1984年已開始談及銷售稅，經歷了五六位財政司司長，政府和大眾現在才可說是在現實上看到有真正的需要；在2002年，我提出取消遺產稅，唐英年司長可能也曾聽過。現在我不用再說了，因為黃宜弘議員、田北俊議員、劉漢銓議員及很多其他議員也談論這問題。所以，我今天便不用操心，喋喋不休，重提我以前的論調。 今年的施政報告以“休養生息”作為主題，我十分認同，因為我放假3星期後，也算已經休養生息，人胖了不少。我希望今天這項財政預算案辯論可以輕鬆一點，簡單和易明一點，所以我今天沒有預備特別的講稿。 黎明之時，面對新局 我在埃及船上度假時，沒有甚麼事做，每天看日出日落。在非洲看日出日落，是一個美景，更令我明白了一句我以前想不到的話，便是“黎明之前，天色最黑”(The night is always the darkest just before dawn)。香港的經濟經過了這5年很黑暗的時期，經歷了金融風暴、SARS肆虐，加上中國城市對外開放，對香港經濟體系帶來結構性的沖擊。這些都是很突然和很凌厲的打擊，足以“考起”很多財經金融專家。這5年的噩夢，我相信人人都會記得，印象猶新。不過，作為議員，我們在這時如果只記着翻舊帳，肆意批評，這當然是很容易做到。可是，在黎明開始時，我們應該睡醒，要面對新一天了。在這政治經濟變幻交錯的時間，有多少我們議員今天的發言，又是具前瞻性的呢？我們明天要面對的，又是一個甚麼日子呢？ 代理主席，我有一個習慣，便是每天早上起來便會打電話、或上網，看看當天天氣如何，尤其是在英國，天氣一般都是有陽光，間中有雲，又有驟雨。提到經濟分析，政府一般的說法也是，有機遇又有危機，可以審慎樂觀。我們作為香港市民，又如何準備未來的一天呢？唐英年司長在數月前才臨危受命，我則在13年間由專家變了政客。唐英年司長卻是先從政，突然間要在數月內變專家。他如何可能洞悉天機，立即在數月內可以做到改朝換代，把去年前財政司司長定下的藍圖更改？我真的不知道他如何做得到，而我覺得這樣的要求對他根本就是不公平的。 持續工程，尚待明年 因此，對於這份預算案，我不會好像其他議員，只批評唐英年司長沒有新猶，而是會看他稱職與否，是否符合一些公平的標準。3個公平標準，主要是我定下來的。第一，施政報告及預算案公布時間，在兩年前改動過後，時差緊密了，預算案須緊貼施政報告的主調。既然今年董先生已經說明要“小政府”，要“休養生息”，我覺得大家根本早已知道不能對這份預算案有太大期待。 第二，當前財政司司長訂立的3個目標：加稅的目標、削減支出的目標，以及經濟增長的目標，至今天仍未能達到(如果已達到，便可平衡預算了)，經濟剛復甦時，如要改動這3個目標，我覺得便要看看經濟復甦的勢頭有多大、能否持續、力度有多大、深度有多少、闊度有多少。在未掌握這些數據前而就先改動加稅和削減支出的建議，我覺得會帶來一些後果，尤其是加稅或加支出可能會在經濟復甦時帶來通脹，便又會被人責怪。在這時候，我覺得應該盡量避免有太大的改動。 第三，是避免政治化。我在3月曾經發表一篇公開的論文，提到今年是政治化的一年，總共有3個選舉，在台灣、美國、香港舉行，都很複雜，加上中東局勢，好像一個未拆藥引的炸彈，形勢實在不容易看透。在這時候，要社會建立一個共識；要經濟學家建立一個共識，是相當困難的。我寧願視今年的預算案為一項未完成的工程(work in progress)，留待下一年才看看唐英年司長未來數年的真正藍圖。我覺得這反而是一種更適當的做法。這樣可以讓唐英年司長審時度勢，這是一個比較精明而又自我克制的工作方式。 去年，我看預算案，是看看與預算是否相符，結數下來有否赤字。去年，我評分不高，因為與預算相差很遠，結數後赤字又很大。今年的預算案也不大準，由近1000億下跌至500億，但始終有驚喜，不管是誰做出來，也管是誰做出來，也不管如何達到，不要分析那麼多，赤字最終的結果是好的。如果公司公布這樣的業績，股票一定上升。我覺得這份預算案有稅不再加，有支出不重手減。作為一個議會監察者，我覺得大家還想怎樣呢？大家還要求些甚麼？我覺得明年盤數也很容易看，因為變賣資產後，一定會“靚”一些。不過，往後是否能達到滅赤目的，便真的要看唐英年司長的工夫了。 能者多付，大家齊付 在理財哲學方面，我也得到一些啟發。當我前往埃及的Edfu神廟時(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經到過那裏呢？那是5000年前建造的神廟)，得知當時的徵稅方法很簡單。神廟內建造了一條秘道，引入尼羅河水，視乎當年尼羅河達到哪個水位，便決定徵多少稅，因為那是沙漠地帶，水越多便代表泥土越肥沃，下一年是否應該豐收，豐收年便會多徵收一些稅，如果那一年收入不好，便徵收輕一些。這是5000年前的論調。 就此，我們現在所說的“能者自付”，甚至何俊仁議員剛才所說的反經濟周期的理財法，我覺得也有一些新定義。對於“能者自付”，很多議員的演繹是誰有能力便永遠要多付。我覺得“能者自付”可以有另一個解法，便是那一年大家有能力的話，大家也多付，而不是一批人永遠多付。對於反經濟周期，何俊仁議員只說了一部分，便是經濟不好時，政府要“使錢”，這是我同意的，在理論上是行得通的。但是，不要忘記，到經濟轉好時，誰願意支持加稅呢？如果整個政治環境能做到經濟好時大家一齊加稅，經濟不好時“使錢”，這同樣行得通。可是，我覺得在這個理財理想之後，要考慮現實。 《基本法》載明的平衡預算，量入為出，在現時的政治架構及現實下，是很難實行的，唐英年司長深深明白這點。在現時經濟不好時，要減支出、加稅的話，在政治上根本是很難很難行得通的；反而經濟好的時候做很容易。但是，如果要真的這樣做，便要就《基本法》有一個更寬鬆的演繹，尤其是在財政儲備的討論上要很小心，因為一定要在經濟好轉時，能夠真的可以加稅，儲備充足彈藥，積穀防饑，然後在經濟不好時，才能夠加以運用。在這情況下，是很難很難的，甚至要很小心，不要定出一個上限，或一個儲備的下限，才能夠採用這種做法。這個想法未必是一個理想的理財狀況，但配合一個實際的政治環境，並非一個不可以考慮的方向，但政治氣候亦是難以觸摸的。 政治配合經濟，自我增值 我想說一說，今年中國推行CEPA和自由行，政府應記一功。我也曾說過，這些政策單方面看來好像香港是盡得好處，但我覺得香港亦無須謙卑，如果常說香港受人恩惠，是會令香港人擡不起頭來，亦會令中央官員看不起我們的。香港講政治，很多時候只是講心，不大記得講金，但中國則絕對講心亦講金。我覺得提出這些爭取時，我們不要忘記以政治配合經濟。(可惜香港人有些時候卻好像要求經濟去配合政治，)因為我覺得香港有很多有價值地方，萬事也與中國有商量。我覺得唐英年司長更要領導香港的經濟自我增值，令我們在中國的價值、在其他方面的價值能有所貢獻，因而令我們可以在爭取回報時做到“不卑不亢”。 提出這些主要觀點及數據時，我們無須妄自菲薄。不過，當然，這些事不是只由香港政府做，香港“小政府”，不能全部由政府做，很多時候，應由商界、專業界做。中國的制度與香港不一樣，中國政府的政經不大可以分開。很多時候，在面對中國政府的爭取時，我們必須做到相當克制。我們所有從政人士也要幫幫政府的忙，不要採取挑釁、敵對的行為，否則，會帶來反效果，令香港的經濟價值下降，甚至終有一日，令香港變成政治上，或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一個負資產。屆時，我們僅餘的經濟價值也未必是一個“一個兩制”的保險了。 我就Public Sector Reform上曾說了很多話，我亦在Government Efficiency Unit說過話，今天我不重複。那天，我談及很多關於私營企業合作、資產上市、薪酬檢討等問題。事後我發現很多公僕(我當時對着數百名公僕說話，)的回應都非常好，證明我們很多公僕的領導階層實在很有心，思想也很開放。唯一我們看不到的，是整個香港，作為政府和議員在這問題上的政治決心。我希望就此向立法會和司長說一說。 制度「鬆綁」，解決財赤 二三十年前，數位財政司司長在經濟不好時，能大刀闊斧地削減開支，因而受到很多稱讚，例如彭勵治、夏鼎基等。但是，二十多年後，政府的架構更形架床疊屋，硬制度更根深柢固，甚麼改也不成。如果在制度上不“鬆綁”，便會好像去年一樣，突然給政府部門首長一把刀，但又用制度把你們綑綁，然後叫你們自行割自己一刀，你們也不知道那把刀要割到哪裏。向內割的話，會把自己割到入肉；向外割，便要向合作夥伴開刀，更引來公憤。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我認為要解決結構性的財赤，不單止要看我已談論多年的銷售稅，以及要解決收入問題，同樣重要的也要體識為何支出會出現“易放難收”這現象，並同時解決。 再說埃及，在Memphis這個最古老的古都，當時的法老王大多是從希臘派來的特使。我現時說的是五千多年前的事，他們當然無須經過選舉。但是，每年，法老王也會在神廟前一個很大的廣場上，向公眾表現他們的體能。他們會要一隻蠻牛出來追逐法老王，如果法老王能夠在一圈之內不讓蠻牛撞倒，便可以向公眾證明，他們是健康、壯建、機靈，有足夠能力在下一年領導人民的。(至於他們有否給蠻牛“做過手腳”，我便不大清楚了。)不過，這是難度相當高的動作。唐英年司長要面對的當然不是蠻牛，但要面對60名很刁鑽的議員，每年要過立法會這一關，也殊不容易。 政通人和，經濟持續 我在這裏，話已說過很多次，內容也說了很多，最後今天我只會祝願唐英年司長，繼續政通人和；希望香港的經濟雨過天晴，結構性的財赤將會成為歷史痕跡；失業問題可以早日解決，不要待唐英年司長不做司時才解決；經濟持續，不會下跌。我更希望他能夠帶動香港的經濟，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上一層機。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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