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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 財政預算案的編訂，對全港各行各業，對每一個市民都不無影響。市民對預算案的關注，已成為每年二三月間，大眾茶餘飯後必然議論的焦點。而政府的服務收費、稅款的抽取，亦已到「殫精極慮」要挖空心思地去籌劃的地步。 政府架構在近十多年來不斷介入多項民生事務，甚至商業運作的範疇，自然就不可能擺脫要承擔愈來愈多的政治責任。以往單純的財政管理、平衡開支的工作，早就不能滿足市民的期望。現時，社會爭論的焦點和角度，亦早已偏離理財原則，而夾雜了更多的宏觀經濟調控的觀點。政治團體更會抱有永無止境的期望，企圖以政治手段去均分財富，紓緩民生疾苦，和其他在自由經濟體制下，難以自行調節的社會矛盾。 若不同論者，只是單方面地從財政管理、經濟調控或者政治考慮，這三個目標各異的角度來看待預算案，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感受和結論。所以我會嘗試先從這三個角度，去作出分析，然後，再綜合最主要的政治限制因素，最後才給予預算案一個較公允和持平的總評價。 | 若單從財政角度看預算案，結果是會令人失望的。基本法所要求的量入為出、平衡預算、公共開支的增加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等重要指標，在今年和明年都無一達到，甚至乎可以用「大失預算」來加以形容。預算案中比較正面的內容，只有未來財算目標，但缺乏即時的行動，和具體措施的內容，自不然予人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 我在本會連續多年來，都提出政府收入勿過份依賴不穩定的地產和股票債券投資，當局應該及早作出準備，加強資源增值的力度，考慮擴闊稅基等。這些論調，不一定受市民歡迎，但卻是公共財政管理難以逃匿的必然職責。今年預算案公布之前，在政府大力為巨額財赤吹風之下，反常地得到輿論的支持，財政司司長卻仍然不即時採取行動，提出開源節流的具體措施，會被視為一次「坐失良機」的表現。等到支持的熱潮減退才開始行動，往後工作將倍加困難，結果將會是「先甜後苦」。 政府處理本身的收支問題，跟整體經濟亦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有時更會出現互相矛盾的現象。政府所佔用的整體社會資源，在2002年已攀升到百分之二十二，屯積的儲備高達四千億。任何突然的大動作，都會直接及間接地影響整體經濟的增長、通脹率及消費能力、就業人數，甚至乎聯繫匯率的穩定。 在目前經濟通縮、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政府若然為了本身的收支平衡，大幅地削減開支，徵收新稅，必然立時成為眾矢之的，成為加劇通縮和失業的主要兇手。我認同財政司司長較為溫和的做法，即是分五年去解決財赤，並將大量儲備的盈餘部分，通過財赤預算案的制訂，從公營支出逐漸地歸還社會。 我歡迎這種做法的另一個理由是，自1997年後多次的預算案辯論中，我在本會重申儲備太高會對本港整體經濟造成低效益，減慢經濟增長的看法，政府能夠從善如流地接納本會及多名經濟學者的建議，調低儲備水平，不但會在中短期內有穩定作用，甚至可望日久見功，帶來溫和地剌激經濟的效果，大方向是絕對正確的。 在整個預算案中，最令我最失望的，反而是政府多年來在計算本身所採用的消費物價變動指數，竟然與整體經濟的物價變動指數不同，而且偏差得如此嚴重。雖然，這是長久以來的一貫做法，而且今次是政府自己主動作出披露，但這項如此重要的資料，要到了政府開支，已遠遠偏離基本法指導原則的地步，才予以承認，令人感到對政府以往披露的公共財政資料，失掉不少信心。 我強烈地要求政府在回應時作出澄清，出現這種狀況，政府是否多年來均「知情不報」，有沒有「蓄意隱瞞」？若真如此，本會及市民在缺乏這項重要資料的情況下，如何能夠有效地對政府開支作出監察？政府實在有必要對本會及社會作出合理的解釋，否則，理應受到譴責！ 本來在「還富於民、維持財赤」之餘，政府仍然有不少調整的空間，去理順本身的財務管理，例如趁勢擴闊稅基，開徵較為穩定的離岸建設費、賭波稅及調低薪俸稅的免稅額等，再將餘錢投放在一些新的稅務優惠和短期或一次過的資助項目，例如增加自置居所的資助額，更快地滿足社會長遠需求和刺激投資，不過由於政治方面的考慮，所造成的限制，令財政司司長不得不面對現實，減少了預算案的調節空間。 去年在美國911事件之後，所帶來的即時效應，是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受到很大衝擊，因而社會更期望立法會議員放下黨派歧見，齊心合力，向政府提出「即時」的舒緩措施，去挽回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而本會的主要黨派亦順應民意。八黨派的合作共識，遂應運而生，事實上，亦證明得到了市民的一定認受。 可惜，政府對政界的善意訴求，反應遲鈍，未能有力地作出決斷及時地和議會合作，以速戰速決、互諒互讓的態度去共同商討，令到八黨派共識方案一直「懸而不決」，最終反而成為財政預算案的一個沉重的枷鎖。 顯然，新任財爺在編寫首份預算案時，已要立刻面對嚴峻的政治考驗，本會在反對新稅、新開首長職位及要求減免差餉，莫令失業情況惡化等問題上，態度鮮明。司長順應民情，不作正面對抗，實在是明智之舉，但其實更好的結果，應是將這些舒緩措施，「更早」地推行，以應付「當時」社會及市民的急需和感受，而無須拖延至今時今日，才姍姍來遲。 綜合以上在財政管理，經濟調控和政治現實三方面的考慮，我會理解和接受這份只「先訂下目標」，但卻要「容後行動」的預算案。這是合情合理的政治現實和結果。但我覺得仍然要提出的，就是中期的主要財政指標，仍處處隱藏著「策略性」高風險，這些包括投資回報率、賣地收入、公務員減薪幅度、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我亦相信，不用我或其他議員在這裏提醒，司長必定早已清楚明白要達到這些指標的難度，並且胸有成竹地埋伏下兩手準備。我相信，這亦是為何這些指標，如此缺乏具體措施及數據的主因。 僅在預算案公布之前，政府一改以往堅持的論調和作風。同時公布了二份研究報告，證實我早在1999年已推斷得來的結論，即財赤是結構性的，政府收入缺乏穩定性和稅基狹窄，這些公布和造勢，為財政司司長在未來會作出的理財大手術，拉開了政治輿論戰的序幕。現在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對慣於安穩、臃腫僵化的公務員體系來說，風雨欲來，將來要刮的可能是更強勁的「大西北風」。 諸葛孔明借的是季候風，不知阿松借的，可是即將出台的高官問責之風？傳說，司長可能正在考慮零式預算案，以定額撥款為問責制局長所能動用的資源封頂，然後，再由部長操刀去精簡架構，利用服務外判，去量入為出。政府中央亦會作出配合，雙管齊下，調整公務員薪酬及鼓勵冗員自願離職。財政司司長亦不多點其他火頭，只認定政府瘦身為首要目標，策略性的布局，已大概有了一個清晰的框架。 以後若然問責高官未能實踐政策，說服議會和民眾，監控開支，將要承擔後果，下堂求去，那時政府更會振振有辭地執行以開徵新稅來彌補赤字的後著。將來事態的發展是否如此，大家只好拭目以待。 至於個別傳媒的批評，認為財政司司長正在鼓吹干預政策，我已在報章中撰文予以還擊，指出批評者過份憂慮及不明所以，在此不再贅言。 但好的管理理念還歸理念，然而個別官員的實際行動，仍顯見有好大喜功，向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提供政治方便，對直接插手商業服務的項目，躍躍欲試，例如機管局投資展覽中心，郵局佔據電子驗證市場，興建十號幹線等，這一切都到了接近與民爭利的危險邊緣。 我期望政府應有更清晰的中心思想，在提供任何商業活動時，首要考慮由商界提出的項目計劃，而不是完全先由政府中央規劃。我認同作為一個經濟城市，政府可引領香港企業 (Hong Kong Incorporated) 而不是香港「政府」有限公司 (Hong Kong Government Limited) 去帶動經濟，即是政府必須在所有大小政策上，一致地要先以社會的經濟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以本身的財政利益為主要考慮因素。 從政府參與居屋市場及數碼港現時的租賃失利，政府應汲取教訓，了解生意難做，自由市場的瞬息萬變，投資成功，被斥為與民爭利，投資失敗，動軏更要被無辜地批評一番，背上如此的政治風險，何苦哉！回顧歷史，不少成功的基建項目，都是首先由商界提出，政府配合，而非由政府主導，商界配合。這些原則和信念，在引入帶商業背景的部長後，更要貫徹紿終，否則將來行政主導更為暢順的時候，部長更可以有權一意孤行，推行計劃性的、政治性的經濟活動，這種改變是極有可能帶來資源的浪費和無窮的政治後患。 本會及市民目前身處經濟水深火熱之際，更在「獅子山下」歌聲的催眠之下，對政府的嚴重財赤問題會寄以無限同情，但這些同情和理解的心態，極之容易在經濟一旦復甦時，隨風而逝。譬如在一二年後，私人市場增聘人手和加薪的時候，政府還要減薪裁員來符合緊縮的財政目標，屆時社會的支持力量不但會減弱，並且更可能會令政府出現嚴重的人材流失，所以，要徹底扭轉財赤的局面，及早安排，不迴避政治阻力的決心，不可或缺。 長遠來說，單憑縮減開支是絕不可能解決結構性財赤的問題。因此，政府實有必要及早作出準備，訂下策略，採取行動。今年加加紅酒稅來作為政治點綴，實在貽笑大方，於事無補。 開徵賭波稅、過境建設費等，非影響民生基本的稅項，時機已趨成熟，我建議司長勿再坐失良機，問責部長到位後，在下年的立法會年度開始，即進行具體的立法程序，可望於2003年的預算案先作鋪路，為港府的長遠財政建康，先打一口強心針。 我更對財政司司長提出調整儲備水平，表示贊賞。事實證明，將財政儲備與貨幣供應量脫鉤，此舉對聯繫匯率並無絲毫影響，反而容許政府為舒緩財赤帶來過千億元的額外空間，再加上先推行政府架構的瘦身行動，在政府已先盡己所能後，容後再考慮加稅，是極適當的有序布署。儲備保留在十二個月公共開支的水平，和我在1999年的建議不謀而合，社會上亦似乎沒有多大異議，司長可記一功。 我亦代表會計界歡迎司長對促進專業服務的決心和所作的努力。會計界的多位代表在四月三日已約見了財經事務局局長葉樹堃先生，提出不少促進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外資和開拓內地市場的意見，例如取消收效極低，事實上只是打擊中小企業和中產家庭的遺產稅，而該稅亦極大地妨礙了高產值人士在本港的投資意欲。 另外一項需要改革的重要課題，是公營開支的管理文化和模式。自1997年起，我已經差不多每年在預算案辯論中，均呼籲政府要緊控成本，公務員必須自強不息，及早自我提升效率，尤其在2000年的辯論中，更提出警告，若「公務員體系的效率被商界拋離，只會令社會上要求服務外判的呼聲不絕於耳，而對公務員不滿的壓力也都會持久地不能消除……。」我期望公務員團體在跟政府談判的時候保持冷靜，理解市民的合理訴求，而且能夠有建設性地提出如何提高生產力的方案。 再者，政府的開支模式，跟半個世紀前基本上相差無幾，即是保留一個發展中社會的扶貧模式，大量地資助房屋、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範疇。隨著社會進步，政府最近在房屋政策上的調整，令我再抱希望，期望財政司司長，政界同僚能夠與時並進，不要再死抱著「福利政治」的教條不放。 我對阿松放棄高薪厚祿，自願由事業「峰頂」搬到群眾聚居的「山下」，更敢於承擔重任，衝破舊有的官僚文化，表示極為欣賞。雖然，我對他所制訂的首份預算案，仍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和批評，但總體來說，亦已覺得這是份具真材實料、難能可貴的傑作。不過，我決不會因為欣賞阿松的公共服務精神，或為了跟他有私人交情，而會對他的工作審核，稍有鬆懈和少許偏袒。我會一往既往地以建設性的態度，向政府提出我真誠的意見。 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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